第二章 山河破碎勇抗争
二、策反鹤岗伪矿警队
1934年初，中共汤原中心县委由夏云阶主持召开各区委联席会议。会议根据1933年10月9日中共满洲省委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斗争纲领》中“破坏日本强盗的一切军事设备，瓦解‘满洲国'的军队，吸收他们参加人民军队”的指示精神，确定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建立一支可靠的、有战斗力的武装，办法是先争取各地义勇军和鹤岗煤矿等地的伪矿警队，从而瓦解敌人、武装自己。根据会议精神，1934至1937年，汤原中心县委多次派优秀共产党员和地下工作者到鹤岗矿山及金矿开展工作，策反和争取矿警队、抗日义勇军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进一步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
汤原中心县委曾两次策反鹤岗伪矿警队。1934年夏，汤原中心县委指示在鹤岗矿山做工运工作的地下党员施庆久立即开展鹤岗伪矿警队的策反工作。施庆久设法打入矿警队后，对上司俯首帖耳，和队员们称兄道弟、结朋拜友，千方百计搞好与上司和矿警队员的关系，很快便当上了矿警队的小队长，深得日本人的“信任”，并成为鹤岗矿业所次长金井建吉的卫兵。鹤岗煤矿地下党利用这一特殊条件，将施庆久家作为秘密活动地点，凡是来矿山的地下工作者一般都住在他家，在他家召开会议、研究工作。
汤原中心县委为了尽快争取鹤岗伪矿警队这部分武装力量，同年又派高雨春来到鹤岗矿山，重点在伪矿警队帮助施庆久做士兵起义工作。高雨春来到矿山后，依靠群众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并在矿警中发展了10余名抗日救国会会员， 同时策划起义。为了加强矿警队策反工作的力量，汤原中心县委又将县委保卫部部长刘忠民派到矿山协助高雨春工作。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成立了3个抗日救国会小组，发展了600余名抗日救国会会员。抗日救国会的会员们经常把矿警队、日本驻军和军械库的情况汇报给高雨春和刘忠民。高雨春和刘忠民认为，策反矿警队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矿上戒备森严，仅靠矿警队的力量起义是不够的。他们将鹤岗矿山情况向汤原中心县委做了汇报，县委决定适时由夏云阶亲自率领抗联六军攻打鹤岗矿山以争取矿警队起义。1936年1月，根据汤原中心县委关于“应协助六军做好袭击汤原县矿山镇警察队的准备工作” 的指示精神，担任县委委员的高雨春再次到鹤岗矿山做矿警队的策反工作。1936年5月22日，夏云阶率领抗联六军攻打鹤岗矿山，在矿警队中的抗日救国会会员姬国珍和张维山等人的配合下，顺利解除了伪矿警队一队的全部武装，其中26名矿警队员起义参加了抗日联军。
1937年秋，汤原中心县委再次派家住鹤岗矿山的殷玉田、王金山做鹤岗伪矿警队的争取工作。为了掩人耳目、方便工作，县委又派周庆文等十几个人以包工名义为掩护在鹤岗矿山落脚，殷玉田当包工头。经研究分析，殷玉田把争取的重点放在矿警二队队长葛全恒身上。葛全恒和殷玉田都曾在原东北军老五团共同抗日。老五团解散后，殷玉田随刘振声到“中侠队”参加抗日，因负伤被党组织派到鹤岗煤矿搞地下工作，而葛全恒却随王梦九投降日军，在被改编的鹤岗伪矿警队二队里当队长。凭着这种关系，殷玉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向葛全恒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和抗日斗争形势，唤起葛全恒的良知。在殷玉田、王金山等人的努力下，葛全恒又争取了包括3个班长在内的10余人，并摸清日本驻军装配30多挺轻机枪、8门炮(5门迫击炮、3门野炮)，还有8挺重机枪的重要情况。根据敌人火力情况，大家觉得这次起义最好让山里的抗联来接应才有把握。殷玉田给汤原中心县委写信汇报了争取伪矿警二队情况和由抗联六军接应的想法。在等待汤原中心县委回信的时间里，日军制造了震惊下江一带的“三一五”大搜捕事件，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殷玉田、葛全恒、廉云洲等人被捕入狱， 导致策反鹤岗伪矿警队二队起义失败。
三、德泰和中药店的地下斗争
在日本侵略者占领鹤岗矿区后，我党地下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情报收集、交通联络和为抗联筹集医药物资工作，支援抗联斗争，为矿区和东北的对敌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1933年3月在矿区开设的德泰和中药店，就是当时我党在矿区设立的一个秘密联络站。这个联络站在1933至1938年间，多次为抗联领导人冯仲云、马克正等在矿区的地下活动提供掩护，并多次为抗联队伍筹集医药物资、传递情报，为我党开展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泰和中药店开在兴山煤矿(鹤岗矿区)新街基的一条破烂肮脏的街面上(现鹤岗市新街基四道街红十字医院一带)。德泰和中药店的主人叫翟延龄，是一个精通内、外科和儿科的外来中医大夫。
翟延龄来到兴山煤矿，最初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无法自立药店门面，也无法行医，只好到梧桐河金矿当了淘金工人。在梧桐河金矿淘金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工人陈芳钧和吕盛田等人，并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
陈芳钧和吕盛田等人得知翟延龄懂医术，却因没钱无法行医，便慷慨解囊，资助翟延龄开起了个中药店，实现了翟延龄经营中药、行医治病的愿望。翟延龄医术好，医德品行也好，自开业以来，求医问药者络绎不绝，药店生意很红火。
1934年夏季的一天，德泰和中药店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声称找翟先生，说话口音不是当地人。见到翟延龄后，这人掏出一封信交给翟延龄。翟延龄接过信打开一看，信上写道:“来人叫胡子明，是我的朋友，出沟到你那里，请好好照顾，对外不要声张。”署名是金矿的工友陈芳钧。
见是陈芳钧的朋友，翟延龄马上热情接待，并把客人带到后屋唠了一阵家常。客人向翟延龄打听一些兴山街的情况，并对药店的招牌提了建议:“这专治黑红伤的牌子不如改为内科和小儿科，那样生意可能会更好些。”当时，翟延龄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个建议的真正内涵，只以为是从生意的角度考虑的。
客人在德泰和中药店住了两天，每天早上出去，晚上黑天才回来。晚上点灯后，拉上窗帘关上门， 坐在桌子前写东西， 直到深夜。每到这时，翟延龄和妻子林树森都会按照客人的要求，用毯子把窗户和门再遮上一层，而且夫妇二人轮流在外屋从门缝往外窥望，为客人把风放哨。
其实，胡子明只是来人化名，其真名叫冯仲云，当时的实际身份是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在东北抗联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而陈芳钧也是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只是翟延龄并不知道胡子明和陈芳钧的身份。
后来，胡子明又来德泰和中药店好几次，对翟延龄夫妇的思想品质、政治倾向有了较深的了解，最后决定把德泰和中药店作为他的一个站脚之地。
有一次，胡子明嘱咐翟延龄在药店准备一个秘密的藏身之所，以防不测和意外。翟延龄按照他的意见，在火炕的墙角处扒开了一个空洞，出入口留在墙角的炕面上，平时用被垛盖好。胡子明再来时，看到这个隐身之处，十分满意。
1935年春季，胡子明又来到药店，直率地对翟延龄说:“要以药店的名义，尽可能多进纱布、绷带、药棉以及各种急用的药品。”临走时，又明确规定了相互传递安全和危险的信号方式，以便及时联系对方。他又强调说，这些信号必须按时到指定地点去做，以免发生误会或意外。
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密切联系和接触，翟延龄对胡子明及其所从事的工作已经基本明白了，而且十分佩服。不过，直到那时他对胡子明的真实身份仍然不十分清楚。尽管如此，翟延龄对于胡子明提出的要求，始终毫不犹豫地去完成，尽心竭力地去做好。对此，胡子明相当欣慰。转眼到了1936年夏天。中共地下党骨干马克正从佳木斯专程来到兴山街这个神秘的中药店。
马克正这次来的目的是取走存放在这里的内服外用的药品和纱布、绷带、药棉等医用物资。
对于马克正，通过陈芳钧平时的介绍，翟延龄是有一些了解的。所以，虽是初次见面，二人一见如故。交谈中翟延龄问起胡子明的情况。对此，马克正对翟延龄说:“你不知道他是谁？他可是抗日队伍里的大人物，真名叫冯仲云，咱们一定要保证他往来安全，不能发生一点差错。”直到这时，翟延龄才真正了解胡子明的真实身份，同时对来取药品的马克正也更加敬佩，并积极协助马克正将这批医药物资秘密转移到设在梧桐河抗联队伍的机密营地。
时隔不久，冯仲云又来到药店，并把吕盛田找来。吕盛田是德泰和中药店的资助人之一，曾经在梧桐河金矿当矿警队员，真实身份却是中共地下党成员。彼时已被党组织安排到鹤岗矿山以拴马拉脚和开小杂货铺为掩护，做党的地下工作。
冯仲云十分严肃地对翟延龄和吕盛田说:“我和陈芳钧已经研究好了，从今天起，德泰和中药店正式确定为我们抗联的地下联络站。”从此，德泰和中药店作为中共地下联络的一个秘密地点便正式明确下来。
(未完待续）